明末清初，战祸不断，山河破碎，李自成推翻明朝政权不久，清人便攻城掠地打进关来。崇祯十七年即农历甲申年，江山易主，改朝换代，满人夺得政权，建立满清王朝。但在清王朝建国的前数十年里，经顺治到康熙前期，各种反抗此起彼伏，出现了武装起义，文人结社反清，南明小朝廷割据等多种民族抗争，涌现出诸多抗清义士，而在文人中，傅山、顾炎武、李因笃、吕留良等即是典型代表。山西作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，不仅是武装抗清的前线，同时也是文化抗清的前沿，以傅山为代表的明末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各种抗清活动便是集中反映。他们从武装起义到文化反抗，上演了一出出悲壮的活剧，体现出大无畏的民族气节。

傅山，字青主，山西阳曲人，是明末三晋有名的学子，曾就读执教于学风大开的“三立书院”，其同学三百，皆为人中蛟龙，当党争波及山西提学佥事也是三立书院的老师袁继咸时，傅山等组织了以三立同学为主体的百余名学子伏阙请旨，徒步到北京集体请愿，开中国学运先河。但生不逢时，风华正茂却遭遇朝代更迭。当满人势力扩张到山西时，傅山等三晋学子纷纷参与各种起义，汾阳、寿阳、平定等地成为武装抗清的中心。如在反清大起义遍及山西全境的顺治六年，三立书院的汾阳学子薛宗周、王如金等投笔从戎，拿起刀枪棍棒加入义军行列，在晋祠堡战役中壮烈就义，当时傅山也曾参与策划，只是因故没有参加才幸免遇难。事后他作《汾二子传》，又作《悼子坚二首》。诗云：“一命可不爱，如独遗厥母。”“岂无膝下儿，病寒而汗迕”。但最终满人还是统一了全国，荡平了割据势力，建立了大一统的清王朝。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，对清王朝的反抗逐渐由明转暗，由公开转入地下，进入了秘密结社反清的新阶段。在这一阶段，祁县继汾阳、寿阳、平定之后，又成为三立同学反清的又一中心，三立同学戴廷轼创办的“丹枫阁”即是据点。“丹枫阁”位于祁县县城，是一座三间四层的楼阁，建于顺治十七年九月间，阁主戴廷轼撰写有《丹枫阁记》，假托“丹枫”二字是梦中所得，“庚子九月，梦与古冠裳者数人，步蹀昭余郭外，忽忽变易，回顾无复平壤，所至崖障合沓，枫林殷积，飞泉乱落其间，加委紫练，侧睇青壁千仞如削，目致为穷也。其上长松密举，而松末拥一金碧小阁，摇摇如巢焉，颜曰‘丹枫’，……遂经始阁材构如其梦。”看得出，“丹枫”二字抒发的实际是对亡明的怀念和立志反清的志向。对此，傅山特书匾额并加一段跋语：“枫仲因梦而有阁，因阁而有记。阁肖其梦，记肖其阁，谁实契之，总之皆梦记成，复属老夫书之。老夫顾能说梦者也，尝论世间极奇之人、之事、之物、之境、之变化，无过于梦，而文人之笔即幽眇幻霍不能形容万一，然文章妙境亦若梦则不可思议矣。”由是这一记一匾二跋语便成为“丹枫阁”的象征， “丹枫阁”也成为反清复明的一面秘密旗帜。一时间，以学术交流为表，以反清复明为里，海内反清志士经常秘聚于阁，从事反清活动。当时策划的种种内幕，以及所起的作用，后人已难以知晓，但其重要地位，从明末清初思想界两大巨头，也是反清先锋傅山、顾炎武多次聚首“丹枫阁”便可见一斑。在有关山西票号起源的争论中，就有清初说，而且与李自成遗金，傅山、顾炎武反清复明相关。近人东海在《说山西票号》一文中首先指出这一观点，卫聚贤编《山西票号史》一书也持此说。认为李自成兵败西撤路经山西，将所携大量金银珍宝埋弃于当地，晋人得之，遂以此金筹谋反清复明大计，并创办经营存放汇兑业务的票号作掩护、聚财富。票号周密森严，密不示人的号规即是傅山、顾炎武亲创。还直指平阳亢氏和祁县元丰玖票号股东孙郅的先人即因“李自成遗金”而富为巨贾。连武侠小说大师金庸也在《雪山飞狐》中大加发挥。甚至至今祁县民间仍流传有许多关于“丹枫阁”的故事，其中就有李自成与戴家之说。甲申之变，崇祯皇帝吊死煤山，李自成自立为新朝皇帝，匆匆提审前明旧官，并以廷仗、流放、斩首和复用处理这些人。当提审到户部员外郎戴运昌时，发现其即是他逐鹿中原时“政声载道”的尉氏知县，便想挽留辅助新朝，戴运昌却以年老体弱为由提出告老还乡，李自成只好恩准。闯王新朝好景不长，很快被清兵打败，路经祁县时忽然想起戴运昌，于是改道麓台山专程探望。戴运昌得知夷族入主中原，鼓励闯王东山再起推翻满清，闯王想把金银财宝送给他，以免被清军抢去，运昌不受，但闯王刻意奉送，运昌只好答应代为保存。于是不计其数的金银财宝被埋藏于县城戴家群体联院底下，未留图纸，仅留一句歌谣“九坳十八窖，窖窖有通道，不为戴家用，单等闯王到。” 闯王一去不还，戴运昌只好把反清复明的宏图传给儿子戴廷拭。戴廷拭《丹枫阁记》即是借梦托志，以丹、枫而喻明，建造三间四层、阁体重彩朱红大漆的木阁楼，寄托反清复明的宏图大志。

传说毕竟是传说，将傅山、顾炎武反清复明的经费以及山西票号的资本归结为“李自成遗金”，或“丹枫阁”所建资金来自李自成藏金的说法，都属于演义之列，但清初一大批民族志士和文人墨客聚于“丹枫阁”则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。“丹枫阁”一度聚集了天下文人，傅山、顾炎武之外，如阎若璩、阎尔梅、申涵光、李因笃、朱彝尊、李二曲、王士桢、毕振姬、魏象枢、陈廷敬、白孕采、胡庭、张天斗、李中馥、艾南英、黄道周、马世奇、吴鹿友等。他们反理学重经世致用，重诸子批经史，重考证清附会，最后随着康熙时代软化政策的实施，国家的大一统，思想上的反清复明逐渐演化为文化的求真实证，为有清一代新的文风、学风奠定了基础。这其中，“丹枫阁”功不可抹，藏书、藏版、藏字画文物极其丰富，藏书达万卷以上，还刊刻过数十种古籍。当时名人高士诗文无钱自梓者，亦出资赞助刊刻。光绪《山西通志》记曰：戴廷式“甲申后，无意仕进，居丹枫阁，著书操选政，锓版数十种行世，一时名满天下，学者仰之如泰斗。海内名流，南方多聚于水绘园，北方则丹枫阁，称极盛焉。”民国七年《闻喜县志》名宦传载：戴廷式“家有丹枫阁，多畜钟鼎，最珍者曰‘多父敦’，王渔洋、朱竹宅皆有题跋。”人才济济的丹枫阁，与江苏如皋县的“水绘园”南北遥相呼应，反清乎？学术乎？应该二者兼而有之。“丹枫阁”是反清复明的据点，也是当时中国学术界的中心，更是一座历史丰碑。

“丹枫阁”已经不复存在，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，但他在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容遗忘的。今天，当人们在祁县乔家大院看到傅山先生题写的“丹枫阁”匾额时，千万不要认为他仅仅是一幅好的书法作品，他凝结了明末清初思想家的智慧和梦想，永远值得后人纪念。